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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负罪意识是什么,如何产生,又如何消解?

发布时间:2021-07-16 16:15     来源:湖北服装辅料信息网    点击:

伟大的作家往往是伟大的心理学家。

从心理学的角度看,文学家创造的艺术形象,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外在标志,通过这种外在标志来表现自己体验过的情感,并传达给别人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负罪意识是什么,如何产生,又如何消解的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,都深刻再现了他的心理体验,他的作品中都有明显而执著的负罪意识,他都将个人的负罪感、痛苦感融入群体当中,进而承担起对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前途的忧患重任。

01 负罪意识:灵魂拷问

陀氏擅长于剖析和拷问人的灵魂,其实这种剖析也是自我心灵的暴露。心理深层的自我拷问,也称为“灵魂拷问”。鲁迅对此解释为:

“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……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,拷问出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,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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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氏作品中强烈的负罪意识十分鲜明,如他的代表作《罪与罚》,整部作品只在开头写了拉斯科尼珂夫杀人,后面内容就是主人公复杂而又紧张的负罪心理的描绘。

又如《白痴》中的纳斯塔西娅,是一个被强烈的肉欲所支配的疯狂的女人,她经常责骂自己是“放荡的女人”、“罗戈任的情妇”,从这种自虐倾向中,表现出她内心中强烈的负罪意识。

他作品中人物负罪意识的描写俯拾皆是,《温顺的女性》写了一个妻子对爱情绝望而想杀夫,最后跳楼自杀。

而在《一个荒唐人的梦》中,描写怡然自乐的王国变成了充满残酷、仇恨的可怕世界,最后爱使人们过上和睦幸福的生活,展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。

他作品中共同流露出的负罪意识,是他们独特心理的外化,负罪意识也是他们生命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俄国宗教哲学家尼·亚·别尔佳科夫在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》中说:

“陀氏属于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揭示自己的作家之列。他的作品反映了他思想上全部矛盾和他深不可测的全部灵魂深处。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把自己的作品作为自己灵魂深处活动的掩蔽处所,他不掩饰任何东西,所以他能做出关于人的惊人发现。他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命运讲述自己的命运,通过他们的怀疑讲述自己的怀疑,通过他们的犯罪体验,讲述自己精神上潜藏的罪恶。”

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的确时时解剖别人,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着自己。

02 产生根源:原罪意识

陀氏在作品中所体验的负罪意识,实际上是他内心世界的外化。那么,为什么他内心深处有如此沉重的负罪意识呢?

如果说内心的某种力量试图冲破道德的束缚而且成功了,但随之而来的道德力量因受到刺激震动而增强,由此个体感受到良心责备的痛苦,那么负罪心理自然就产生了。

陀氏的负罪意识的产生的根源与他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有关,而道德情感的产生与他具体生活有关,也与他的理想信念有关。

陀氏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的家庭,母亲经常给孩子们讲述《圣徒列传》的故事和《新旧约全书104个故事》。

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早在陀氏心里埋下了种子。“死屋十年”(陀氏曾因犯罪被罚流放西伯利亚,在那里他度过了痛苦的十年。)是陀氏人生的重要转折期,他在狱中惟一与他相伴的只有《圣经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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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当他经受了灵与肉的巨大折磨后,原罪意识在他心里扎下了根,他从内心承认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过。

陀氏虽然是一个虔诚的信徒,然而他又是一个“时代的孩童”。他追求自由的天性,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,在他内心形成了严重的冲突,从而产生严重的负罪意识和深深的忏悔意识。

他的道德情感与理想信念发生强烈冲突,是形成人格心理中的负罪情结的根本原因。

陀氏所处的时代是受到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时代,他认识到人的自由意志的可贵,他曾经产生了成为“超人”的愿望。

所以,他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物,如戈利亚德金、伊万、拉斯科尔尼珂夫等。可是陀氏意识到任自由意志的发展往往导致可怕的肆意妄为。

他既向往又恐惧自由,而他内心的宗教情结,使他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人类普遍理想的自由。

03 释罪方式:宗教净化与群体拓展

艺术创作与宗教净化

沉重的负罪意识使人内心痛苦不堪,那么,如何减轻和缓解这种痛苦呢?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

“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,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,或以胸中倘恍不可捉摸之境,一旦表诸文字、绘画、雕刻之上,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,而此时之快乐,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也。”

他认为,天才的艺术创造是高于当帝王的至高无上的快乐。天才的创作,有解脱痛苦之作用。

从心理学角度看,创作过程是通过痛苦,得到欢乐的过程,所以,陀氏的作品就是他减轻负罪心理,缓解内心痛苦的结果。

通过陀氏的作品,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在创作中是怎样来释放心理重负的:

经过苦难的净化,肯定自我。

陀氏将苦难神化,认为通过苦难可以消除心中罪恶,使善的因素得到升华。

十年苦役,使陀氏消除了身上的罪恶,在对基督的皈依中焕然成了新人,这使陀氏欣然感到痛苦的可贵。

同时陀氏深切地感到,世人要想赎罪,就必须经过苦难的净化,舍己以跟随基督方能走向天国之路。

陀氏笔下的人物,正是沿着这条路,走向了新生。《罪与罚》中的拉斯科尼珂夫在杀人后,正是经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的痛苦,才使他有了向上帝悔罪的迫切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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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的德米特里,这位敢于摧毁一切的人,在牢狱里,也突然感到受苦的伟大,正是苦难,震醒了德米特里沉睡已久的良知,使他自愿地接受了对本不直接属于自己罪过的惩罚,在痛苦中获得新生。

与陀氏有过密切交往的评论家,斯特拉霍夫说道:

“陀氏这种忧郁的特征在于他觉得自己是个罪犯,他感到有一种无知的负罪感,犯下一件大暴行的感觉压抑着他。”

陀氏比常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欲念,从而产生严厉的自虐倾向,在忏悔中乞求上帝惩罚自己的罪孽,而对于有着折磨自己的天性的陀氏来说,这恰恰是一种享乐。

他通过自觉地忍受苦难,屈从于上帝,以获得痛苦的满足与自我的肯定,从而实现道德的完善,人格的完美。

群体拓展:从个人拓向整个社会

作家的负罪意识造成了他们独特的感受领域,使他们的感受有了常人未有的深度。由此,成为了开启其他人心扉的钥匙,当他们以自己的特殊的感受力体验到他人的心理和苦难时,这些人的感受就和他们自己的感受溶和在一起了。

所以个人化的负罪意识从而就获得了社会意义。陀氏正是这样,他负罪心理产生一方面是由个人独特经历造成的情绪反映,另一方面他对他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进行反省与深思,由这种个人的痛苦体验,感受到他人的痛苦、社会的痛苦。

鲁迅曾经提到陀氏时说过:

“得到许多苦恼者,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。”

鲁迅与陀氏都承担了世问的许多大苦恼,把自己和世人灵魂黑暗的东西自觉承担下来与他们一起受煎熬。他们不仅有勇气审视自己的罪责。也能接受世人的罪,这正是鲁迅与陀氏伟大之处。

陀氏从个体心灵中发现了人性中“恶”的本性,从而发现了社会的邪恶和荒诞,同样他怀着一颗诚挚善良的心,发现了人性中的善,这就使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希望。

他终于找到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最高体现的东正教,将基督作为一种道德凝聚力,去拯救俄罗斯、拯救道德堕落的人。

他曾提出“根基主义”宣言,“根基主义理论”实际上就是陀氏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,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,逆来顺受的学说的依据的,实际上就是忍受痛苦、虔诚的宗教信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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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陀氏笔下有了一系列虔诚的、基督式的人物,如索尼娅、梅什金、沙托夫、阿辽沙等,而作品中恶魔式的人物在基督式的人物感化下都弃恶从善,如拉斯科尔尼珂夫、伊万、德米特里等。

陀氏在寻求自身精神的超越与人类灵魂的拯救时,发现了宗教,他认为宗教是把大家拴在一起,给心灵引路,他主张人们皈依宗教,因为信仰宗教是对恶的惩罚、对人类苦难中的拯救,是改革社会的济世良方。

叔本华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中说到:“

“这个忍受痛苦的人若是要真正是我们所敬重的,那就必须是这样:即是说在他把他的生平当作一连串的痛苦来回顾时,或是在为一个巨大的治不好的创痛而哀伤时,他所看到的并不只是这恰好陷他一生于悲苦的一系列情况,并不止于他所遭遇到的个别的大不幸……而是他的眼光从个别人上升到一般,他把自己的痛苦看作整个痛苦的一个特例,而是当他在伦理方面成为的一个情况。”

正是这样,陀氏把自己内心的负罪感、痛苦感,融入到群体当中,上升为共有,从而探寻社会与人类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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